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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老了!一场干货满满的养老分享会,有无数个你想知道的答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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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老了,

你会选择如何养老?

谁也没有想到,

养老主题的“爱说·公益分享会”,

来的都是和“老”不沾边的年轻人。

热烈的讨论一直持续,

有小伙伴盘点了一下现场观众,

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

地产、医疗、互联网等等行业,

杭州养老产业的半壁江山都来了!

那么,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复盘

这场干货满满的公益分享会。

观点提炼

政府工作者

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老年服务处处长 陈建义:

从事养老服务,内心安宁,可望福报

“养老”是一个热词,因为“家家都有老,人人都会老,迟早都要老”。

一方面,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关于“养老”的焦虑,有年轻人说,我不担心我爸爸的养老,也不担心我爷爷的养老,我担心的是我自己如何养老。另一方面,政府和市场对养老都很重视,许多保险公司、大型国企等都开始投资养老行业,进行市场布局,公益组织对养老虽不如市场敏感,但也在做许多具体的工作。

我觉得理想的“养老”生态,应该要发挥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组织各自的作用,当然也还有家庭的作用,各尽所长,各补所短。

政府和市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,政府、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有机结合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我刚到老年服务处工作的时候,上天竺法喜讲寺浙江白云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找我。他们想做老年人的公益,说的话让我很受启发。他们认为老年人的饮食很重要,想做两件事:一是在杭州做一个针对全省养老院厨师的培训,教他们怎么做老人餐;二是组织餐饮业的老板派厨师,带上食材,每周到养老院给老人做一顿饭。这些事情,我就没有想到。但是有社会组织来做了补充。

公益组织参与养老,要坚持“三不原则”。不代替政府,不扭曲市场,不消解家庭的责任。

做政府没有考虑到或者不适宜出面的事。比如关心特定群体,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,有特殊贡献家庭;关心特定需求,如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技能,开展对失智症的宣传、筛查、照护培训等;营造敬老氛围,多种形式看望老人、留心老人,人人、时时可公益,而不是选择学雷锋日、重阳节的时候才去找老人“做公益”。

我想,今后也可以开展更多的公益创投、公益对接,建立政府部门与公益组织的协调配合机制。希望能策划出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,项目金额不宜大,持续时间不宜长。有的基金会也可以考虑转型关注养老问题,比如教育基金会。

端午节我回了趟老家,我的老母亲88岁了,在包粽子。她对我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:“只要你们回来,大家一起吃咸菜我也高兴。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,从事养老服务,内心安宁,可望福报。

养老机构代表

浙江随园养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芳:

36.8℃的标准化养老服务,从执着一件小事开始

“36.8℃有两层涵义,一是老年人体温比年轻人略低,36.8℃的服务与人的正常体温非常接近,是温暖舒适的温度;二是服务者得去体察老年人体温的细微不同,洞察老年人的需求。我们希望在工作中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,去反推自己的服务,做到‘润物细无声’。”

余芳眼中的养老服务是由无数小事、无数琐事所组成的。她用两个小故事来是来说明“刚性标准”和“弹性标准”的作用。

老人最担心事就是有了突发,没人响应,没人知道。我们据此制定规则:一旦老人按响应急按钮,收到警报的五分钟内,必须有三个不同岗位的人赶到老人身边。安全员带机械钥匙、健康管理师背急救包,管家联系老人的紧急联络人。去年在我们的两家养老机构里,就发生了290起这样的应急响应事件。我们对于失误是零容忍的。服务站距离报警点最远的时候有800米,有的小护士5分钟跑不到怎么办?没有别的办法,那就得练习。不脱衣服浅睡,应急装备就放在床边。做好这些琐碎的小事,才能保证零失误。

我们护理院里还有一位张叔叔,他很喜欢种花草,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种花草之后,他的护工小吴就自学种花草,给老人的窗台摆满绿植,让老人睁开眼睛的时候,能够一眼看到自己喜欢的绿色植物。这是护工小吴自发去做的用心小事,也很让人感动。这也是基于你对服务对象需求的洞察,而做出的弹性的服务。养老不像房地产,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刚性标准,弹性标准,都是人做的,是工作日常点滴的积累,是对小事的执着。

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益组织,参与公益创投,其中有一项服务为老人上门洗澡,去年一年累计为580位长者提供了上门洗澡的服务。我们的“同心圆”公益组织,活跃的志愿者登记有2000多人,其中有190人是60岁以上的长辈,他们也在为社会提供他力所能及的能量。我们也发展青少年志愿者,让老少同乐,同做公益。

万科开发了针对老人不同需求的四条养老产品线,希望让老年人有一个健康丰盛的晚年生活。经过余芳团队三年多专注细节的努力,社区的长者从不怎么接受产品,到现在房间住满之后还有40多位老人在排队等待,这就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力量。

学者代表

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萍:

中西方养老方式的差异,源自文化观念、经济发展和制度差异

王萍的团队曾经抽样调查过浙江省对于民生工程的满意率,她说:“讲到养老的时候,这个数据我们常常藏起来不讲。为什么?其实老百姓对于目前的养老供给的评价是比较低的。”面对这样的状况,我们会问:那些已经经历了老龄化银发浪潮的国家,能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呢?

中西文化观念引发养老差异。

中国人养老的首选是家庭养老,很多老年人不愿去养老院,似乎在敬老院养老就受到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歧视。在西方很多国家,养老都是个人的事情,很多外国人勤奋,为自己的养老存储资本,因为他明确地看到自己的未来养老要靠自己。

中国的老人不爱花钱,保守消费,这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当中的认知也有关系。西方人很喜欢消费,常有超前消费。我们在很多广告片中看到西方的老年人是很阳光的形象,甚至走在时尚前沿,和中国老年人常见的勤劳朴素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

中国人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,喜欢找关系,而不是首先想到要去购买、用契约去解决问题。西方社会中,有非常浓厚的契约优势,你要换取所需的服务,就要自己花钱购买。而且你花多少钱可以购买到什么样的服务,对等的消费的原则,等价交换的原则也非常清楚。但在中国,老年人总希望花很少的钱,获得让人愉悦的养老服务。西方的契约社会里面几乎没有这样的逻辑,这里就存在差异。

中西经济发展引发养老差异。

今天,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,随着社会的发展,养老要靠雄厚的资本去支撑。如果去分析当下和西方现代消费水平的话,就会发现中西经济发展水平引发的养老差异。中国的典型特点就是未富先老,老龄化程度也开始加速,很多地方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解决养老服务所需。西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老龄化程度相对来说是匹配的,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,养老问题出现在这个时候,来解决养老问题就有一些基础在里面。

我们很多社会力量去提供了服务,但是他们也很纳闷,为什么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那么好,但是没有人来?一些我们认为蛮好的服务,老年人倒觉得不需要。这里就有供需失衡。今天在中国做养老会碰到很多问题,比方说针对老人的“助餐”服务,去问来吃饭的老年人,他们都觉得很好。但是西方回来的人,他从科学的老年康复的角度,觉得你让一个能够自理的老年人,他本来去做饭,她可以锻炼身体,提高自己的身体技能,但是现在你告诉他说你不要做饭,来我这里吃饭,这在西方的观念里是违背科学的。

中西制度不同带来的养老差异。

社会力量参与养老的过程当中,也有很多的困惑。这些困惑怎么去解决?更多要探讨的是制度的问题。我们今天的制度的设置和西方的制度设置,从大的环境背景来讲,有根本性的差异,它会体现在我们整个福利制度,我们整个养老事业产业和整个政府支持的政策里面。

我们今天人口老龄化,随之带来的就是劳动力短缺,劳动力短缺引发连锁的反应,机构的成本上升。随着城市化水平提升与发展,房价也在上涨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今天养老服务供给的成本一定是越来越高的。单靠政府的力量不够,就要靠社会力量来解决买不起高额服务的人群的服务问题。

无法进入救助体系的大部分人群,子女仍是今天养老非常重要的力量。政府的职能有限,能力也有限。在制度化不断演进的过程当中,中国制度的碎片化,矛盾又开始,甚至很多制度之间也会打架。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,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深的程度,同时它的经济发展以及它的适度建设的水平高,相对的制度更完备。养老服务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在这个过程里,制度怎么去保障所有的老年人群,可能是我们今天讲实现美好社会,以及讨论“中国式助老”的重要背景。

现场观众提问

问:我们公司现在研发了一款针对50岁-70岁老人的互联网养老产品,在老年人群体中很受欢迎,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用户人群。我想请几位专家给产品把把脉,怎样能让它有一些盈利模式? 

陈建义答:你介绍的互联网产品应该算是“文化养老”范畴的,这也是老年人非常需要的。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,要加强互联网在养老医疗等领域运用。民政部也希望浙江能够利用良好的互联网基础,探索发展出“互联网+养老”的全国知名品牌。比如运用“互联网+政府”做好老百姓和政府有关联的事情;运用“互联网+管理”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管理;运用“互联网+”对接老人的需求和公益组织的供给等。 这里就需要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了。

问:我来自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,我们机构和杭州市民政局在做社会组织品牌认定和评估的时候发现:杭州市要求每个社区都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,但这些机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,很多都是靠政府购买或者公益创投的资金支持才能存活。面对这种情况,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?

陈建义答:目前2.36万个城乡社区家养老服务中心都面临这个问题,我们现在正在推的乡镇街道及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,将来会面对。这里有两个原因,一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不愿意为养老花钱;二是我们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提供的服务不是针对刚性需求的服务,这种可有可无的服务,老年人更加不愿意花钱。当然,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的消费观念也有差异,现在我们服务的老年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,等到50年代、60年代出生的人成为我们养老服务对象的时候,我觉得你说的问题可能也会有改善。

问:我是一家养老服务机构的社工督导,学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。我有个问题,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一种“老人无用”的观点,但其实人都是有潜能的。鉴于中国的家庭养老和关系社会的实际情况,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出发,让老人回归到社会,不是把老人群体单独隔离开来,而是通过社区治理、“三社联动”的机制来实现“养老中国”的本土化?

王萍答:其实在英系的传统制度设计中,社会力量的主体绝大部分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机构。社会工作在西方养老服务当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但是回到中国,中国参与此类工作的主体也很多元,社会工作的专业机构反而被边缘化,所以社工的职业发展还是有点困难的。而且,在我们今天居家养老服务过程当中,整个社会对社工这个职业的认知是非常低的,在这个时候,政府就得出来帮忙推一把,所以会有一些政府文件要求,从事老年社会服务的机构里要配置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。另外,能将整个社区资源统一调动起来提供支持,是我们今天讲的“居家养老”跟传统“家庭养老”的最大区别。在社区资源里面,老年人本身也是资源。很多低龄老年人、健康老年人,他的社会活动参与的能力是很强的,在整个社区居家养老的体系里面,就要充分调动这些老人的资源。你说的都没错,我再补充说明你的观点,所以总的还是你的观点。

问:我自己是做智慧养老云服务平台的,做了很多年,看到大城市的养老产业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是自己老家的县级城市,这样的养老服务似乎做不起来。我也问过杭州的一些养老服务机构,大家也不是很愿意“下去做养老”。在县级城市和乡村,要怎么做“养老”?

陈建义答:从城市的层面来说,县级城市跟杭州这样的城市相比,养老差别不会太大,真正“可怕”的倒是乡村的养老问题。我5月刚去过遂昌海拔最高的村走访,几百人的村子,现在只剩下20人常住,其中有10个老人。这些人的养老照料怎么办?村里的办法就是,由村里的妇女主任给老年人烧饭、帮助他们服药和联系子女。

农村的养老,恐怕不能拿城市的标准来衡量。 但是这些差异客观存在,只能慢慢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,公共服务和养老服务的差距也逐步缩小。而且现实情况是,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因为成本的考量,目前不愿意去偏远乡村,而是一些非营利的公益组织在为这些地方提供养老服务。在乡村养老的问题上,市场化的手段恐怕起到的作用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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